该法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坚持最大限度公开原则 国际非政府组织"第19条组织"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中提出了一套原则，确立了信息权立法的最佳实践标准，其中第一条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公开原则"。
即下位法实现上位法之目的，为其具体化，且上下级规范之间保持基本的信赖感。[34]该指标类似于蒂利希的终极关怀。
[21]主笔大法官布莱克（Justice Black）援引了西格案的判准，认为西格和威尔逊在申请书中确认他们所持有的深沉的良心上的顾忌抗拒参加杀伤的战争。[48][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它可以视为最高法院对社会和立法机关之严谨略显保守的宗教态度的一种妥协或容让，在Gillette案之后，最高法院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俨然放弃了之前那种宽松的解释风格，转而以前述融合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确立国教分句指国家不得把任何宗教确立为正统、国家宗教，联邦既不能促进某些特定的宗教活动，亦不可对任何信仰进行打击报复，或用杰斐逊的话说，在政府和宗教之间存在着一堵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使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插手宗教事务。[43]钟秉正：《宪法宗教自由权之保障》，载《玄奘法律学报》2005年第3期。
再依据一般规范制定个别规范：法院判决裁定、行政处分。参见帅峰、李建：《宗教事务条例释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82页)准确地说，洛克所说的这种委托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授权关系，而不是 严格契约性的主张，因为洛克 拒绝让统治者行使绝对的权力。
借助博丹的主权，霍布斯的利维坦获得了灵魂，驱逐并取代了神权的地位，但也压迫了人民的空间。因此，《剑与天平》选择了通过考察法律与政治关联理念的历史而得到有价值的洞见(前言，第2页)的进路。(第243页)另外，主权作为法律概念是相当有限的理念，它仅仅为法律所关注。这个命题在福利国家的语境中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此时对分配正义设计客观性原则的努力(第102页)更为引人注目。
对于福利国家的浮现，政治的回应占主导，法律的回应是有限度的，并且受到较大的政治制约。公民自由因此就依赖于‘法律的沉默。
在这个意义上，洛克林说：英国宪法如无政治理解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对于压迫性的权力(第196页)、政府失灵等问题，霍布斯诉诸革命的外力来解决，洛克则开始寄希望于通过宪法的内部力量来解决，但仍留了革命作为最后一招(第196页)，而孟德斯鸠已经没有必要沉浸于霍布斯式的主权之中，(第199页)他的分权机制彻底抛弃了外力革命来解决问题。理论、观念在总结实践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引领着实践的发展，正如公民对于政治的理想仍然构成了我们理解政治的基础(第9页)。司法权在洛克那里，根本没有论述，而到了孟德斯鸠的论述中，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层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12页、第245页)权利说强化了政治与法律分工的如下信念：法律 能够避开某些政治冲突，它们可以处理社会的其他所有剩余问题。(第196页)但是，洛克至少从两个角度，这种可能进行了限制，一方面，人民来判断他的受托人或者代理行为，是否与委托给的责任相一致。但是，在新的革命话语之中，人们认为权利先于主权而存在。(第9页、第240页)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能认为是某种技术性的、中立性的机制，而应该认为是一种制度，目的在于确保政治冲突能够有效地得以解决。
1.三种法律理念中各自的司法功能 在法律被视为惯例的时代，司法者的地位甚至高于立法者。(第 180页) 第二项根本的差异是 关于自然状态之下社会秩序的问题，对霍布斯而言，在自然状态下有绝对自由而没有法律;洛克则认为这里有自由也有法律，法律哪里找，洛克的答案是在自然法中发现法律。
但是，一旦这些基本权利渗透进入实定法之中，公民就不再需要诉诸一系列的政治价值去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们现在只需要根据法律的规范框架展示他们的权利就可以了，洛克林毫不讳言：这一过程会强化国家的力量(第228页)。2. 视域不同 与分权的出发点密切相关的是洛克与孟德斯鸠理论视域的不同。
因此，人为理性所栖息的法律惯例说也罢，理性主义所驻扎的法律命令说也罢，都没法挽回法律确定性神话的破灭，也掩盖不了矫正正义领域的政治因素。亚里士多德不留余地指出，矫正正义则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官通过裁决诉讼请求的程序加以解决(第73页)，这表达了大多数人的观感(第83页)。(三)权利的线索 整个现代时期，在政治行为中呈现出不断接受权利重要性的特征来。(第193页) 国家起源装置的功能定位，是各项设计的出发点，也是不同设计之间的根本区别。自然法是上帝意志的表述，为自然状态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秩序。(第 246页)这是此议题的情境性特点，它在增添这个议题复杂性的同时，也显露了它的关键内容，洛克林为此强调：法律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的精确形式以及受到影响而作出的变革，是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键。
(一)霍布斯—洛克 霍布斯是第一位系统而坚决地主张，并以抽象而未经调制的语调论及现代国家的理论家(第144页)，他完成了马基雅维利提出国家理由、所开创的事业(第144页)。第二类困境是在法律作为命令的时代里，权利虽然作为主权的基石，但未必能够真正超越法律。
(第241页) 2.法律命令说 尽管作为惯例的法律作为时代的集体理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但这种政治图景只能在平稳与相对静止的世界之中维系它的权力。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言，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实施正义，正义在这里意味着矫正错误(法律问题)及根据公民的功劳分配财富与货物(政治问题)。
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出现，为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图景增添了新的争论;另一方面，法律逃离政治的愿景是否在全球范围内胜利，仍然存在争议。(第240页)那种控制冲突的实践性技巧日积月累，产生了 政治艺术，或者称之为技艺(柏拉图)、审慎(西塞罗)与美德(马基雅维利)(第240页)，政治于此，被定格为管理国家的艺术(第八章)法律作为实践性的话语 (第238页)，是政治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它在这里被理解成一种传统或者惯例。
自法律命令说提出之时，克服这项危险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洛克诉诸作为一系列客观道德原则的自然法理念(第243页)，在当代，权利作为克服方案占据了主导。然而，一旦国家使用法律来实现分配正义理念的话，司法便不可避免地被拖进了政治事务的争议之中。修改国家结构的行为过于激烈是它的命门，直接导致大厦将倾之感。(第184页) 4.革命观的不同 如果说分权问题应对的是权力运行的平常时刻，那么对于政府失灵的非常时刻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200页)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在这里不仅强调了主要威胁，还在分权学说中引入了制衡观念，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分工模式。权利说带来的最大创造，在于将惯例说、命令说限制政治所仰赖的 政治审慎问题，转变成了实定法的原则(第245页)。
2.分配正义—矫正正义领域的司法定位 法律在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领域所发发挥或所能发挥的功能截然不同，司法在涉入两处的情况比较，是洛克林考察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又一个关键点。当然，作为国家基石的自然权利，同样会陷入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形上。
不同于洛克从行政权中单列结盟权与之并列，孟德斯鸠将行政权力分成了这样的两个层面：国家的执行权和审判的权力17(第200页)。(第221页)随着政治与法律关系图景演变而相应变革着其面貌的权利话语，为审视前者的演变路径提供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标记。
(第74页) 矫正正义系司法的核心职能(第83页)。立法者以最接近主权者形象登场，于是，司法机关的主要义务是忠诚地实施立法者的意志。这与法律权利说的主张一脉相承。1.权利作为哲学话语 在法律惯例说主导的前现代，也存在自然权利的修辞，但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式的论争(第216页)，总体而言，并没有进入政治话语的平台。
对此，洛克林再次中肯地指出：法官们无法摆脱地与分配正义中的政治问题纠葛在了一起。(第202页) 法律权利说逐步取代法律命令说之通说地位的过程，经历了数论理论更新，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分别是各自阶段的标志性人物。
康德 将个人权利作为首要问题展开研究，强调人的权利 必须很少受到控制，但是统治权却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洛克的理论意图和问题意识则来自光荣革命，因此，他强调自由、突出宪法，革命不是洛克思想的真章，被压缩到例外情形下的最后一招。
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转型点中了这个命门，惯例说的图景变得难以维持。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才会被认可，它们多被认知为政治上的主张(第 108页)，这些权利虽然导致所谓的政治宪法产生了变迁，但是结果是这些以政治主张呈现出来的权利会被行政过程加以过滤，因此在规范的实定法结构当中，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认可(第109页)。
